清嘉庆年间,钱学昌盛,杭州一位姓钱的古泉收藏家高价求得一枚轻薄如榆树之荚(即榆钱)的“榆荚钱”,被众泉友传为笑谈。钱某见人笑话,却不以为然,哈哈一笑,仍旧孤芳自赏。不久,圈内传出一则新闻,钱某这枚“榆荚钱”居然从北京琉璃厂换得了一间三门脸的大门面房。细问得之,此钱并非一般的“榆荚钱”,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“年号钱”。
年号钱,顾名思义,即古代帝王以年号所冠名的铸币,是中国货币学史上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年号钱从两晋南北朝时期,经过唐、五代的沿袭,于两宋时期已开始盛行,这种承袭之风一直延续到清末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为新型的币制所取代。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年号的皇帝是汉武帝刘彻,但第一个铸行年号钱的皇帝却是十六国时成汉昭文帝李寿。
李寿(300—343),十六国时成国国君李雄的堂弟,为人聪明豁然,历任要职,为开创成国基业立下汗马功劳,素有“贤相”之称。李雄死后,其子李期即位,李寿辅政。李期对李寿十分猜忌,李寿怕遭杀身之祸,常借口边境形势紧张不去成都朝拜,并暗中策划攻取成都。玉恒四年(338)四月,李寿攻陷成都,废掉李期,登基称帝,改国号为汉,改元汉兴。
李寿非常自负,颇有些舍我其谁?当了皇帝后,李寿越发瞧不起父兄,觉得自己比他们强,“耻闻父兄时事,……自以己胜之”,下令“上凡书者不得言先世政化”,违者必受重罚。对于前任留下来的法度,他也看着不顺眼,于是“凡诸制度,皆有改易”(晋书)。李寿在位期间没有大的作为,但他改革币制,铸行“汉兴钱”,却首开了中国年号钱之先河。
李寿为何要铸行年号钱?笔者认为,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。其一,李寿是通过政变夺取皇位的,名不正,言不顺,将年号铸于钱面,可以昭示皇帝声威,宣示国家信誉,从而稳固其统治;其二,李寿铸造年号钱,废除旧币制,便于国内货币流通管理,促进经济发展,阻止外来劣币充斥本国市场;其三,也是最主要的目的,即通过币制改革来满足私欲。
成汉的地盘主要在蜀地,当年,因诸葛亮、姜维连年对外用兵,致使蜀国百业凋敝,经济衰退,朝廷不得不一次次减轻货币重量,靠货币贬值来维持。西晋后期,八王相争,社会动荡,物价飞涨,货币减重,旧有的西汉五铢常被凿成内外二枚使用,称剪凿钱,公私竞铸小钱,以救危急。加上李氏为争霸蜀中,连年与晋室争战,成汉经济危机无异于蜀国末年。
李寿称帝之初,尚能承袭李雄政风,宽惠简朴,勤于政事,然而不久便变得穷奢极欲起来;尤其是出使后赵的李闳、王嘏回国后,盛赞后赵“宫观美丽,邺中殷实”,李寿听后“心欣慕”,于是“广修宫室,引水入城,务于奢侈”。大兴土木,需要耗费海量钱财,李寿如要“逞其志欲”(《晋书》),只能采取蜀汉末年铸小型钱的办法,加重对百姓的剥削。
汉兴钱,身形薄小,重约一克,却令百姓“疲于使役,呼嗟满道”(《晋书》),入不敷出,有苦难言,见证了李寿对钱财的贪婪榨取。汉兴钱按钱文排列方式可分为两种,上下排列的称“直汉兴”,左右排列的称“横汉兴”。汉兴钱因钱体轻薄如榆钱,被后人误认为是西汉“荚钱”。乾隆十三年(1751)《钦定钱录》纠正此说,指出汉兴钱是成汉李寿时所铸。
通过发行“汉兴钱”,朝廷富了,百姓穷了。李寿没把钱用在民生上,而是更加骄奢淫逸,甚至想与东晋抗衡。汉兴三年(340),后赵国君石虎邀李寿联兵伐晋,平分天下。李寿于是大修船舰,严兵缮甲,率兵鼓噪盈江,准备溯江而上。群臣以“吴会险远,图之未易”为由“叩头泣谏”(《晋书》),李寿也怕世人说他勾结胡人,当汉奸,这才作罢。
李寿执政后期,变得相当冷血残暴,嗜杀成性。为能“以杀罚御下,并能控制邦域”,李寿对有小过之人“辄杀以立威”,丝毫不讲情面。对于李寿的暴政,左仆射蔡兴、右仆射李嶷等人直言劝谏,均被李寿除掉,一时间朝野恐怖,人心惶惶,以至于天下百姓“思乱者十室而九矣”(《晋书》)。汉兴六年(343),李寿病死,谥号昭文帝,庙号中宗。
李寿定年号为“汉兴”,意在希望成汉政权像汉朝那样兴盛不衰,国祚久长;他匠心独具所铸行的包含有政治意义的“汉兴钱”,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,避免了货币流通市场的紊乱,但李寿以严刑峻法治国,同时极尽奢侈,致使百姓不堪压迫,人心思变,成汉政权在其统治下日趋没落。在他死后数年,成汉即被东晋所灭。
李寿在位虽然只有六年,但他铸行的汉兴钱却是中国年号钱的先导,在钱文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。其钱文采用纪年,突破了铢两制货币体系,是中国古钱币从记量到年号的转折点,对后世影响极大,其后的帝王大都把铸行年号钱作为立朝建制的标志之一。此外,年号钱还引起了日本、越南等周边邻国的纷纷仿效,这恐怕是李寿当年所未料到的。